人凭理智的自然之光能透过受造物确实认识天主──万物的起源和终结。 若无此种认知能力,人将不能接受天主的启示。人有此能力,因为人乃按“天主的肖象”而受造。 但是,人在历史的处境中,单以理智之光去认识天主,将会遇到很多困难。
简言之,虽然人单凭自己的能力和自然之光,能确实而肯定地认识一个有位格的天主,这天主以上智照顾和掌管宇宙,并将自然律铭刻在我们心中,然而理智本身在有效地运用这种天赋本能时,却遇到不少的困难。因为,凡有关天主的真理和涉及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都绝对超越感官的领域,当这些真理要付诸实行及塑造生命时,便要求人自我奉献和弃绝自己。原来,人的心灵在寻求这些真理时,会受到感官和幻想的影响及原罪的不良倾向而遭遇困难。因此,人很容易在这些问题上,把他们不愿意认为是真实的事,便以为是假的,或至少认为是可疑的。
为此,人不但在超越他理解能力的事上,而且也在“本来并非不可理解的宗教和伦理的真理上,需要天主启示的光照,使众人在目前的人类情况下,能毫无困难地、以坚定的确实性并绝无错误地认识这些真理”。
罪指错误的行为和人与上帝的疏离状态。恶包括道德上的恶(道德上的恶的动机和行为)和自然的恶(造成人类痛苦的自然秩序上的偏差如地震等)。
奥古斯丁的功绩在于把圣经观点、柏拉图哲学和他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基督教罪恶观。
奥古斯丁坚持一元论,强调世界在本体论上是一元的,世界起源于上帝的创造,恶没有本体论上的地位。
恶由于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堕落而产生出来。
骄傲是罪恶之源。骄傲是驱使人离开上帝的人类学上的动因。
对于已经堕落的人来说,只有依靠耶稣的拯救才能获得谦虚之心,克服原罪和本罪,只有在教会中(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才能获得摒弃私欲的力量。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区分了“世上之城”和“地上之城”。
提出因信称义原则,认为人因为信仰上帝,从而克服恶而成为义人。
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新教和天主教在罪恶问题上的争论。从理论上说,争论主要集中在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预定的关系问题之上。从实践上说,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才能更好地激发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这一问题之上。天主教批评新教的预定论会降低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积极性,而马克斯·韦伯等当代社会学家则肯定新教伦理的进取精神。
(一)理论上有关自由意志和预定论关系的争论:天主教把人接受上帝的恩典与否归于人的自由意志,新教把它归于上帝的预定。
1. 这种争论可以追索到奥古斯丁。在他同诺斯替派和贝拉基主义斗争的时候,既坚持恶的人类学起源说,又主张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宠才能得救。奥古斯丁的观点不能自圆其说。
2.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亚当的原罪使人失去了上帝的惯常的恩惠和原初的正直性,但是在原罪之前和之后,人一直保留着自由意志。阿奎那解决了奥古斯丁遗留下来的问题:原罪是如何遗传的?阿奎那否定了原罪生物遗传说,认为原罪指一种容易犯罪的状态或条件,亚当之后的人继承了这种状态或条件才会犯罪。天主教以托马斯·阿奎那的观念为正统。
3.新教改革运动重新发现和复活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反对天主教的立场,认为天主教的立场否定了人性中所继承的朝向恶的倾向,突出奥古斯丁的俗人的欲念的概念,把它表述为一种完全的腐败堕落,主张罪远不止一种人性的缺损和匮乏,而是整个人性的腐败堕落。(1)路德对自由意志作了二点限定:当人处于正常状况时,人仅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有自由意志,当人处于危急状况时,自由意志便消失了;如果没有上帝的恩惠和圣灵,人只有做恶事的自由意志。(2)加尔文也强调人性完全败坏,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帮助,人就没有做善事的自由意志,并把这一论点与他的选民论结合起来,攻击经院哲学家彼德·朗巴德双重恩典观(操作的恩典和合作的恩典)。(3)天主教针对新教的观点,1545-1563年召开天特会议谴责新教的因信称义、预定论等论点。
(二) 在实践上关于激发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的争论。
1.韦伯认为以加尔文宗为典型的新教伦理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尔文的预定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利于激发人的道德责任心,但在实际上引向一种关注现世、重视个人努力的责任感。马克斯·韦伯的论点以19世纪西欧新教徒集聚的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天主教徒集聚的城市的贫穷这一社会事实为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