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伯书的精华所在,是此书所涵盖的思想和它所代表的思潮。
天主的公义是此书一再出现的主题,读者对此必不感陌生。与此相关的便是酬报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以色列,这项传统由来已久,雅威是公义的,他是一切公义的来源,生活在盟约之下的人们认此是天经地义之事,从不加以怀疑。雅威是受苦和孤独无靠——即所谓“贫穷者”的救援,他的干预给人间带来公义。不过,人一方面若不忠于雅威,便要自食其果,遭受惩罚,这是雅威公义的另一面。放逐的惨痛经验,使得整个民族强调对盟约的忠诚,当时的礼仪和社会生活中,对外在法律的严格尺度,充分说明这点。放逐以后,智慧潮流的导师也高唱正直生活的效用,他们教导人务须在生活中致力于明智的选择,设法控制一些不能预期的因素,这样便能与支配生命的伦理法则取得和谐,度一个与天主旨意相符的生活,而天主自己便是这些法则、秩序的制定人和守卫者。在这种潮流之下,逐渐形成一种观念,那就是智慧、德行、成就和幸福共成一家,不能分割。厄则克亚提倡的个人主义,虽是出于挽救犹大命运的心肠而有的牧灵措施,但未免也把活生生的生活纳入呆板的格式内:这么一来,在许多对现实敏感,而又有思想、有见地的人的心灵中,便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一项信仰的危机:恶人享福,无辜者反倒受苦,天主的公义何在? 本书的作者似是基于自己深刻的宗教体验、和一颗敏慧的心灵、以及他那深远的观察与生活经验,对于天主、对于人以及天人的关系,持有一套独特的看法,他大胆地藉看本书指出:上述问题的焦点放错了,并且积极地提出:人和爱他而又为他所爱的造物主间的关系,应当为另一种更恰当的“观念”所取代——当人无法了解自身和周遭的事物时,仍要依赖信仰而生活,理智无法触及的领域,当由爱的信心予以延伸。作者因而给人提示了在失望痛苦和焦虑中走向天主的可能性及其途径。
至论布局方面,作者可能也在古代近东的文学大系内,甚至也可能采用其中的题材写成序幕和终场,用约伯这个人物,使本书形成一个前后互应的整体,同时倾其全力将自己的才思和宗教经验淮入对话部分,与前后的序幕,终场形成强烈地对比,其间场面紧凑,高潮迭起,他让三友分担与约伯“对立”的思潮,如此使得问题更为尖锐与深遂,这样最后不得不由雅威来做结论。雅威的显现,我们已知并未直接答复约伯的问题,而作者的肯定也在无形中藉雅威的显现获得读者的首肯,这是何等高妙的手法!事实上,他并没有使约伯的友人成为笑柄,反之,却使他们成为传统有力的辩护者,传统在作者的心目中并未失去应有的宗教和伦理价值,只是三友予以极端化,不肯在不明的事理前有所保留,把造物主和受造之间的奥秘,全然局限在人有限的了解中。至于约伯,则走向另一极端,过分贬抑友人,他自觉无辜,认为朋友的「理论」与他的经验不符,便将朋友的理论一脚踢开,这也未免过分简单,只是他的错误相当微妙,必须天主亲自来纠正他,这就是本书作者处理上述问题的手法。
约伯书与现代人
约伯对传统所昭示的神感到不满,他处在一个危机的时期:正当古老的神像从人间逐渐隐退,而为另一位驾乎人间任何典章制度,理智和想象之上的神所取代的时期,他所企求的,不是一套兼容并包,备有各种解答的思想体系,而是直接和天主坦然相晤的经验,当天主临现之时,约伯那“义人的正直”显得一败涂地,同时却在天主的眷顾下取得新的存在和力量。新时代的人何尝不在经验着类似的危机?由人类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蕴育出来的神,逐渐在新时代的风雨中显得腐朽不堪,甚至在信仰的领域中,也有人高声宣称“上帝的死亡”。那样的神被视为“侵占现世生活领域的特殊力量”,属于此神的宗教则被目为“侵犯现世领域”或“贬摘现世的价值”。人们在强调发展,建设世界的时候,把一切投入数理的逻辑,计划和预测中,另一方面却深感人的无能为力,饱尝失望与怀疑的痛苦,人对天主,对世界,甚至对自己,彷佛都觉得十分陌生。处此情况,约伯的境遇,未始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借镜,作者透过本书,仍在向我们宣告:人要在怀疑,疑虑不安和失落的黑夜中重新以另一方式肯定天主,这方式便是天主的亲在——与天主会晤的经验。对于许多生活在信仰中的人,现时是“借着镜子观看”(格前十三12),在理智不能触及的领域,则以信仰,以希望,以爱情延伸。新约的启示,把这条途径照耀得通明:基督在黑暗的加尔瓦略山上,当他充满恐惧忧闷,“在极度恐慌中。”(路廿二44及平行文),如此祈祷说:“父啊!……”。以真实的信仰,在多元的世界中感受天父的亲在,或许这就是约伯书的信息,就是他对现代人的首要意义了。